史志。阆中历代故实不仅被史家记入全国性正史、野史和《华阳国志》、《四川通志》等地域性史志典籍，而且本地有编纂（ｚｕǎｎ）方志的悠久传统。现存方志版本有明嘉靖《保宁府志》、清道光《保宁府志》、清咸丰《阆中县志》、民国十五年《阆中县志》、民国三十五年《阆中县志稿》，１９９３年《阆中县志》及百余种分志，记载了阆中二千三百多年的沧桑迁变。资料之翔实，卷帙（ｚｈì）之厚重，名著川渝。此外，阆中民间注重立“谱”，名门望族甚至一般的殷实家庭，都修编了“宗谱”、“族谱”、“家谱”，它们与国史、方志互为印证、补充，共同记录了阆中数千年斑斓历史，也凝聚了世世代代阆中人爱国、爱乡的赤子之心。

　　诗文。阆中文兴学盛，代有风华，文人墨客或抒忠爱于鸿文，或写缠绵于大雅，留下了千古绚丽的诗篇。除府志、县志的艺文志、人物志有大量记载外，全国和四川的各类经典文籍广有收录。文史专家、诗人杨林由先生编著的《阆中历代诗词选》，选辑了唐代以来阆中诗人７６家、客籍诗人１３０家共２０６人的诗、词、曲共８２１首，古人吟咏阆中风光名胜、人事时俗的佳作，基本收齐，充分展示了阆中自古就是诗词之乡。其中唐杜甫、宋陆游的大量诗作尤为珍贵。阆中是杜甫一生中写诗最多的城市。千百年来，阆中人曾建景杜亭、草堂寺、杜甫祠、三贤祠纪念这位伟大诗人，现锦屏山公园建有宏伟壮丽的杜少陵祠堂。除诗词外，府志、县志还全文辑录有顾恺之、杜甫、司马光、黄庭坚、杨瞻、黎学锦等名人文章近百篇。

　　匾联。阆中名胜古迹众多，历代名人多有题刻，所以也是川东北匾额、楹联最富集的地方。刘先澄先生编著的《阆苑匾联笺释》收辑了匾额１６８通、楹联１６１幅。它们以精粹的诗语哲句，赞咏风光，凭吊遗迹，吟颂杰士，感叹史实，寓示哲理；而且将这一特殊的文学样式与书法、雕刻及饰染工艺融为一体，以独有的魅力，使景点内涵充实，环境凭添文气，形成了阆中文化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。这些匾联中，顺治年间四川首任巡抚李国英题桓侯祠“虎臣良牧”匾，清康熙年间宗人府贝勒王所书的巴巴寺“清修”匾，雍正年间果亲王所题桓侯祠“刚强直理”匾和明嘉靖大佛寺长联，清道光保宁府试院联等等，都是稀世珍品。长龄、丁宝祯、马子云、祁静一、熊克武、王扩、梁清芬、张爱萍、赵朴初、隆莲、流沙河、赵蕴玉、李文密、戴哲明、杨林由等撰或书的匾联，均堪称上品，弥足珍贵。

　　碑刻。阆中历代碑刻、铭文，不仅数量多，而且品位很高。除十分珍贵的《张桓侯石刻》、《李后主书》、《颜真卿书大历碑》、《元稹题字》等数十尊古碑被沧桑岁月湮没了外，现存碑刻约有二百余座。它们记录史事、留真书画，是历史的见证和文化承传的依据。其中摩崖刻字最为珍贵，有刻于沙溪颉（ｊｉé）家山半腰风谷洞外壁的西魏碑刻和唐太宗贞观十年（６３６）、唐中宗神龙二年（７０６）、唐僖宗广明元年（８８０）及宋神宗熙宁二年（１０６９）碑刻；有刻于大佛寺岩龛石壁的唐宪宗元和四年（８０９）《东山大像精舍何居士记》、北宋崇宁二年（１１０３）宋徽宗御批真迹《敕改福昌院牒》、元至元五年（１３３９）《福昌院妆大像佛记》，以及高五米、宽四米的北宋“虎溪”巨字；有刻于读书岩石壁的宋真宗御笔真迹“紫薇亭”三字，苏轼于宋仁宗嘉祐元年（１０５６）赴京路过阆中时题额“将相堂”三字；有刻于千佛佛尔岩的唐代刻字；等等。除摩崖石刻外，锦屏山碑林、桓侯祠、巴巴寺、灵城岩、青岩等处还保留着唐、宋至今历代石碑。清代同治年间曾任固原提督的马德昭又是书法家，他不仅有“一笔虎字碑”、“魁星点斗碑”、“花甲重周寿字碑”存于陕西省博物馆的西安碑林，还有新发现的“寿字碑”、“龙虎碑”、“诗联碑”等书法碑刻存于家乡，现存列于桓侯祠。阆中存有南北朝、唐、宋以来大量石刻，专家们十分惊羡，誉为“浑然天成的古代石刻博物馆”，为全国罕见。此外，阆中还存有唐武则天时铜钟铭文、唐玄宗时铁塔经文拓片等铭文遗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