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十年代，嫘祖研究得到异乎寻常的发展，也引起海外炎黄子孙的关注。由于黄帝和嫘祖都是传说时代的人物，所以文献资料甚少，又相互抵牾，这样一来，无论怎样研究，他们还是处在迷雾之中。不过，《嫘祖圣地》碑文的发现，却有可能解决嫘祖的籍贯问题，自然引起方志界浓厚的兴趣。
不平凡的发现
《嫘祖圣地》碑是盐亭县金鸡镇人王映维发现的。他在1946年抄下这块碑，1989年把它公诸于世。王映维介绍发现经过如下。
1946年，王映维到金鸡镇嫘祖山嫘轩宫祭祖，听族长王寿轩讲，嫘祖姓王，叫王凤，是盐亭金鸡镇人，也是王氏祖先。王寿轩说这嫘祖山上有一块四方碑，记载了嫘祖的事迹，你可以去抄。王映维当时是私立高小的学生，认字不少，就逐字逐句把碑文抄了下来，还请自己的老师王昆山作了订正。王昆山老师觉得满有意思，就把碑文作为乡土教材，向孩子们宣讲。1947年，四方碑被山洪冲毁了，王映维的抄件便成了孤本秘本。
解放后，嫘轩宫被拆，王氏祭祖活动也停止了。不过，王映维还不时翻看四方碑抄件。这篇碑文的作者是唐代的赵蕤，他是大诗人李白的老师。王映维无法证实赵蕤来过盐亭，也就未提此事。
1989年，盐亭县科协秘书长王德奎在《云溪报》(盐亭县报)发表文章，指出赵蕤在盐亭县金鸡镇建有别业。王映维读了这篇文章，就拿着碑文去找王德奎，王德奎认为赵蕤既然在金鸡有别业，那么他对嫘轩宫和嫘祖事迹必然了解，完全可能写下这篇碑记。1990年，王德奎写了一篇文章《嫘祖是盐亭人吗》在《四川日报》上发表，其中就吸收了王映维发现的成果。《嫘祖圣地》碑文从此得以传开，引起社会注意。
下面就是《嫘祖圣地》碑文——学优则仕，于我如浮云。高卧长平，抚琴弄鹤，漱石枕流，乐在其中矣!当是时也，青龙场嫘轩宫修葺告成，乞序于余。余不负其三顾之忱，爰为之序。曰：
女中圣贤王凤，黄帝元妃嫘祖，生于本邑嫘祖山，殁于叠溪场，尊嘱葬于青龙之首，碑碣犹存。生前首创种桑养蚕之法，抽丝编绢之术；谏诤黄帝，旨定农桑，法制衣裳；兴嫁娶，尚礼仪；架宫室，奠国基，统一中原。弼政之功，殁业不忘，是以尊为先蚕。
后山青龙场，全貌焕然。黎庶交易，百物咸集，惟丝绸繁多。嫘轩宫托月，则尤为壮观。
嫘轩宫踞地千丈，总殿五层。宫前设先蚕坛，宫内塑王母、轩辕、嫘祖、伏羲、燧人、神农、歧伯、风后、常伯等一百二十六尊圣像。宫之前殿为嫘祖殿，敬塑嫘祖、马头娘苑窳、寓氏公主三尊巨像。宫之左右各一长廊，上具桑林殿、育蚕殿、烘茧殿、抽丝殿、编绢殿、制衣殿。
忆宫史，据前碑所志，补建于蜀王之先祖蚕丛。后文翁治蜀，大加阔筑。历经兵燹，已三缺三圆矣。
古，帝耕藉田，后桑蚕宫。春不夺农时，即有食；夏不夺蚕工，即有衣。衣食足，而后礼乐兴焉，皇图巩焉。是以岁在正月朔八至二月初十，天子、庶民祭祀先蚕，典礼之隆，全然帝王祭祀先农之尊。
远瞩崇山峻岭，晚霞朝景，如仙山、神岛、玉殿、晶宫。俯瞰仰望，虎踞龙蟠，狮吼雷鸣，九龙捧圣，八仙朝尊。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。信哉女圣嫘祖诞生之地矣!勒石铭碑，以诫后嗣。集首创之大成，薪火相继。玉振金声，同日月齐辉，与天地并寿。
赵蕤谨题
大唐开元二十一年二月谷旦补竖
问题并未解决
关于嫘祖，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介绍说——
黄帝居轩辕之丘，而娶于西陵之女，是为嫘祖。嫘祖为黄帝正妃，生二子，其后皆有天下。其一曰玄嚣，是为青阳，青阳降居江水。其二曰昌意，降居若水。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，生高阳。高阳有圣德焉。黄帝崩，葬桥山。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，是为帝颛顼也。
那么，这个“西陵”在哪里呢?一说在湖北宜昌，西陵即鄂西山地，至今还有“西陵峡”地名保存。一说在四川茂县叠溪，西陵即岷山。但四川盐亭也找到一点蛛丝蚂迹——
《元丰九域志》：梓州蚕丝山，每上春七日，士女游于此山，以祈蚕丝。
《舆地纪胜》：潼川府蚕丝山，在永泰县西二十里。
由于永泰县在元代省并后归盐亭县，所以可以认为蚕丝山在盐亭县。
现在，王映维公布了唐碑，把嫘丝的生地定在盐亭，那么《元丰九域志》所记士女游蚕丝山的事就可以认为是祭祀嫘祖。这证据对盐亭十分有利。但奇怪的是，史学界对《嫘祖圣地》碑文一直保持沉默，即使研究嫘祖，提到盐亭，也都故意回避它。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。
的确，《嫘祖圣地》碑给人们留下太多的疑窦。
第一，从文体风格看，这篇碑文不像是唐文。
李白是盛唐诗人，作为李白的老师，赵蕤就应该是初唐人，他的文体风格，应与王勃相去不远。我们在《蜀藻幽胜录》上可以查到王勃的《晚秋游武担山寺序》、《绵州北亭群公宴序》、《益州夫子庙碑记》，都承六朝余绪，以骈文为之，跟他那篇著名的《滕王阁序》差不多。即使再往后推，例如至今立在成都武侯祠里的《诸葛武侯祠堂记》(裴度文)，仍有骈骊之风。这是时代使然，赵蕤不可能突发奇想，以纯散之笔来写一篇碑记。
第二，这篇碑记文笔不佳，即放入塾师之作中，也不算好的，断乎不可能产生在唐代。例如小序从“学优则仕”到“乐在其中矣”，就不合碑体。立碑在古代是大事，碑乃一地之公器，怎能写自己的遁世之情?下面陡接“当是时也”更显突兀，因为一点也看不出重修嫘轩宫的缘起，以及何人立碑，何人请托为文。这就使人怀疑唐代重建嫘轩宫这件事情本身。
第三，本文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，即给嫘祖硬派姓王，这得不到任何文献的支持。三国时谯周作《蜀本纪》，西晋常璩又写成《华阳国志》，已介绍蜀人无姓，唐人是不会犯这个常识性错误的。再说王姓是中原姓，也不会在上古跑到四川来。联系到王映维介绍王氏宗族把嫘祖当作祖先祭祀的情况，初步可以断定本文为王氏子弟伪托，其目的是为了光宗耀祖。
第四，由于伪托者文史知识不足，因而露出马脚之处甚多。如文中提到“后山青龙场”，称乡镇为“场”，是湖广填四川以后的事，最先见于关于白莲教的文献中，唐代怎么会有“场”?又如文中写附近群山如“九龙捧圣，八仙朝尊”，赵蕤在世的时候，八仙的传说还是个雏型，直到明代，八仙是哪八仙才定下来，唐代怎么可以作为习用语来形容山势?下面的“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”是王勃在《滕王阁序》中的成句，唐人最忌讳剽窃，赵蕤怎能这样没有德性?
此外，还有不少疑问。
《嫘祖圣地》碑既然是四方碑，应该比较厚重，即使山洪冲毁，也应保留残片，怎么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?从开元二十一年至1946年，其间长达1233年，怎么就没有人去做一张拓片?既然开元年间重修的嫘轩宫规模如此宏大，为什么《元丰九域志》、《一统志》、《蜀中名胜记》、《蜀水经》只字不提?看起来，这篇伪托的碑记时代甚晚，很可能就是当代人所为。
嫘祖研究的几个问题
《嫘祖圣地》碑被史学家有礼貌地避开，说明那些“直奔主题”的新发现再也难以产生轰动效应了。想当年一片“商王世系”的甲骨怎样使考古工作者欣喜若狂然后又怎样气急败坏，就知道历史研究不大相信奇迹，说不定那种若明若暗的状况反而反映了远古的真实。
中国上古史，“三皇”是靠不住的，“五帝”有点印迹。黄帝和嫘祖，代表中原典籍的《大戴礼记》和代表南方典籍的《山海经》都认为确有其人其事，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可能是恰当的，但如果要坐实黄帝和嫘祖是哪里人，恐怕不容易，因为这个问题连司马迁都没搞清楚。
司马迁在世时，一定听到过许多关于黄帝和嫘祖的传说，这些传说难免神鬼糅杂，荒诞不经。司马迁秉承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的原则，把这些神话传说删去了，只剩下个故事梗概，这是很可惜的。在这个故事梗概中，黄帝的出生地“轩辕”有人认为是昆仑，又有人认为当时的昆仑就是岷，即岷山，看来搞不清楚。嫘祖的出生地更玄，“西陵”如果是一般名词，则泛指“西部山区”，那就永远无考；如果是专有名词，有如“西岭”之类，那么很可能指陇山(六盘山)或岷山，不过这也难以搞清楚。聪明一点的做法，是笼统承认轩辕、西陵都在中国西部，无法确指。
其次，“先蚕”的地位显然是后人追赠的，事实上发明养蚕应是很长的过程，不可能由嫘祖一个人完成，正如不可能相信汉字是由苍颉一个人发明的一样。检视先秦典籍，养蚕也不是四川的专利，中原一直在养蚕，《诗经》、《左传》屡次提到蚕桑。再查“蜀”，山东、河南都有，大约“养蚕之地”皆可以称为蜀，怪不得苌弘可以封于蜀(山东泰安)。因此，嫘祖不一定非生在四川不可。
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，司马迁没有能够读到《蜀本纪》(是四川远古传说，到谯周时才成书)，他根本不知道蚕丛、鱼凫的故事。他站在中原人的立场上，把四川看作是黄帝的一个诸侯国，因此才把昌意的出生地定在“若水”(雅砻江)。这一错误影响了常璩，他在写作《华阳国志》时，对《史记》和《蜀本纪》作了折衷，把蚕丛当作昌意的后代，这就给后代学者以明显的误导。现在我们根据广汉三星堆的地下发掘，完全有把握说蚕丛鱼凫的文化是独立于中原文化的，它不是中原文化的分支，蚕丛的时代也不见得比黄帝晚。
因此，如果说从蚕丛开始，就已为嫘祖盖祠庙立碑碣，那就太荒唐了。古蜀文与古巴文在铜戈上可以看到，与中原文字体系完全不同，所以“忆宫史，据前碑所志，补建于蜀王之先祖蚕丛”，是完全靠不住的。“后文翁治蜀，大加阔筑”亦无任何佐证。这篇碑文的本意是一步到位，补全缺漏，结果反而使无人敢信。
司马迁是西汉人，中国到了秦汉，大一统思想已经确立了，司马迁很容易用大一统思想来解释上古的历史。例如夏商周，本来是几个并列的政权，可司马迁把它们看作是先后更迭的王朝。黄帝只是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，司马迁却把它看作是拥有天下的帝王。因此，黄帝和嫘祖的巡行天下是根据后代帝王的行为倒推上去的，那时恐怕由不得他巡行天下。如果硬要去考证黄帝、嫘祖巡行到哪里，嫘祖死在哪里和埋在哪里，恐怕也是徒劳的。
当然这不是说不可以在盐亭修建嫘祖故里，这跟陕西黄陵一样，属于旅游文化范畴，应该允许与历史研究各有侧重。打个比方说，成都杜甫草堂没有一处留有杜甫当时遗迹，甚至连当时草堂的位置都无法确认，但是我们走进今天的杜甫草堂，还是会涌起一种历史的沧桑感。对于炎黄子孙，今后无论是到盐亭或宜昌去祭祀嫘祖，他涌起的感情都会是一样。 |
